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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载坖见讲官们都是一脸沉思的样子,对着讲官们行礼说道:“孤为东南百姓,请诸位师傅们助我。”
李春芳说道:“殿下,非是臣等不愿助殿下,实则是殿下就算是去了南京,恐也无所作为。”
朱载坖说道:“欲为陛下,震慑东南也!”
李春芳立马起身说道:“殿下慎言!”高拱赶紧起身在外面看了看,看只有陆绎在外警戒,才低声说道:“殿下,这等事,岂是能宣之于口的?一旦为外间所知,陛下、殿下都不胜其扰也。”
朱载坖说道:“这里都是自己人,孤也就不讳言了,国朝东南离心,越来越明显了,苏松的抗税,就是明证。”
说道此事,一众讲官们无奈,李春芳虽然出身南直隶,可是出身寒微,颇知小民的苦楚。自大明迁都以来,财赋之入,皆自东南而来。
虽然苏松等地的官员每次都上疏称苏松赋税沉重,百姓无力负担,但是朱载坖很清楚,苏松赋税沉重的原因是官田众多,当初太祖为了打击东南的豪强势力,坚决打击东南地区的豪强异已分子,没收其土地后,即按私租额征收田赋。
按理说,官田赋本应是地租和赋税合为一体,可是并不都是这样。因为不少官田是从私人手里夺来的,所有权归了官府后,官府并不去直接经营,而是招人来承佃,而且常常不是由农民直接承佃,官府与农民间有个中间承佃人,比如宋代贾似道行公田法后,官赋有定额,不足时要由田主赔纳,这些田主很多人是原业主,不少人就是地主,他们自然要把土地转钿给农民,以收取租子,再从中拿出一部分去缴纳朝廷的赋税。
朱重八是从社会底层杀上来的皇帝,深知人性的黑暗,也深知土地兼并的可怕,朱元璋通过重赋来抑制土地兼并,这种做法对那里的豪富地主十分不利,一是那些承佃官田的豪强地主们,再也不易从租赋差额中得利了;二是豪富地主们兼并土地的活动受到了损害,因为东南地区尤其是苏、松两府,官田多,民田少,可兼并的民田太少,而官田兼并来了也无多少利益可得,苏松地区,民田价十倍宫田,就是明证。
但是朱重八显然低估了这些人的能量,他在世时,东南地区的豪富地主们,不论是遭受朱元璋打击的异已势力,还是当代新贵,都起而反对,从而引起了他们与官府的矛盾与冲突,他们的代表人物或向皇上、政府陈说赋重,或撰文着书,要求减赋、均赋,但是朱重八的刀子可不认这些。
等到他去世后,朱老四在的时候,一样对他们不客气,敢欠朱老四的税,你就先问问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九族有多少人吧。但是此时他们已经有一些办法对付官府了,东南地区的豪富地主还用其他办法对抗政府的田陚政策, 纳赋少的“低薄之田”都被他们占有。用投献、飞洒、诡寄等办法隐瞒田产,逃避应纳的田赋,
等到大明迁都京师,对于东南的控制减弱,他们立即放飞自我了,开始公然抗税,宣德年间,苏州一府的“逋赋”即达790余万石,数量之大,简直令人咋舌。
豪强巨室占田至七万顷,粮至二万,又不以时纳的现象比比皆是,典型的例子就是徐阁老,徐家在苏松占据的大量的田产,但是你问问徐阁老给朝廷交了多少税呢。
难怪不得张居正当首辅时,下令逋赋五百两的,就大辟弃市,但是就是张居正这等猛人,一样拿东南的豪强地主没办法,以至于不得不吐槽道:“苏州以赖粮着名,其乡人最无赖,此地可称鬼国。”
为了保证朝廷的税收,张居正实行了一条鞭法,对于东南的地主来说,简直是喜大普奔的好消息。因为一条鞭法并没有减少东南地区的赋额,只是不分官、民田地,不论徭役、贡纳、田赋,均按亩征收罢了。所以,无论是“科则适均”、“牵耗均粮”,还是“一条鞭”法,都没有减少政府的田赋收入,只是把官田的一部分赋额嵶到民田之上,故自嘉靖以后,东南地区官田赋减少了,东南地区豪强地主的愿望得到了实现。
官田赋与民田赋划一征收以后,官田赋减少,租赋差额增大,豪强地主们承佃官田又有利可得了,但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佃种官田的农民的负担,农民缴给承佃官田的豪富地主的租子一粒也没有减少,一条鞭法实施,反而更有利于他们兼并土地了。
朝廷划一官、民田赋后,出现的官田之赋不至偏重,而民田之赋反加矣的形势,使得一些拥有小块民田的自耕农农的田赋负担加重,如在昆山的一些地方,原只纳赋五升的田地,牵耗均粮后就要纳赋三斗三升五合。这就使农民的处境更坏,生活更痛苦,大量的自耕农因为无力承担赋税,只得将自己的土地卖给豪强地主,自身沦为佃农,一旦有灾荒,就得沦为流民。
而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后,会向朝廷纳税吗?扯淡!大规模的逋赋依旧存在,并且愈演愈烈,甚至发展到公然暴力抗税的局面,朝廷派出去的知府、巡抚,根本拿他们没有办法,甚至沆瀣一气,而大批东南出身的官员跻身内阁,执掌朝政,更是百般为自己家乡的地主们开脱,打着不与民争利的口号,暗中支持他们拖欠税粮。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原因很简单,朝廷在京师,朝廷手中的武装力量都在九边,轻易动弹不得,这些豪强地主,吃准了朝廷鞭长莫及,根本把他们没办法所以他们才敢如此放肆的。
朱载坖想去南京,也就想见识见识这些豪强地主的骨头有多硬的。